彩灯历史源远流长，中国人自古就有在重大节日看彩灯逛灯会的传统。

中国的元霄节是汉民族的一个重要节日，由元霄而孕萌的元霄灯节和灯会是中国遍及汉民族居住地的重大年节活动。灯会和灯节既是中国灯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年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灯节与灯会的形成和发展源于节日的出现。关于什么是节日的定义，目前尚未有一个举世公认的准确而科学的界定。在《中国民俗学》中，乌丙安教授给节日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它是一年当中由种种传承线路形成的固定的或不完全固定的活动时间，以开展有特定主题的约定俗成的社会活动日。”这是迄今相对而言虽不失宽泛，便仍是较为明晰和准确的界定。由节日而衍生的年节文化，是人类文化大系的一个分支。其内涵应当是围绕年节而产生和展延的社群文化现象。“年节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社群活动的独特形态节日诸特质的复合体。它包括实物、信仰、心理、习俗、道德伦理、艺术等。”在重大节日期，一个或多个民族，一个或多个社会群体在一定时段聚集积累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得到充分的体现；传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经过筛选后得到再现和弘扬；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群体的情感得到展现和宣泄；各个民族、各个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心理态势、伦理道德、审美意识同时得到突出的集中的表现。节日如同一个舞台，一个窗口，让人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和一个社会群体的整体素质、精神面貌乃至其凝聚力和生命力。

    节日类型多样，是一种结构复杂、内涵各异的民俗事象。节日的起源亦有多种源头，既有起源于特殊日期的节日，又有起源于历史事件的节日；既有起源于生产生活的节日，又有起源于宗教神话的节日；既有起源于风情民俗的节日，又有起源于理想信念的节日。中国的元霄节是起源特殊日期的节日。

     在中国古代，农历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四时、八节、二十四气。四时为春、夏、秋、冬。八节为：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二十四气为：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古代农历的所谓“节”，是对岁时的分节。把岁时的逐渐变化分成象竹节一样的间距，把两节气交接之日时定为交节，由此转意为节日。农历上的节日其本意仅指节气的相交之日，并无民俗意义上的节日含义。然在人类众多的节日中，确实有由节气节日演变成民俗节日的。在历法所定的年岁、季节交替的节日期问，举行一些约定俗成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又注入或文化的、或政治的、或经济的内涵，相传相袭，年复一年，从而形成具有完整意义的民俗节日。这即是其起源线路来自历法中特殊日期的节日。

     与二十四节气并行的节日，主要表现在各季各月的朔望之间，朔日为月初第一天，望日为月圆之日即十五日。正月十五日为一年之中第一个月圆的节日。这个特定的日子，人们在“明月何皎皎”的氛围中，极易触发祈愿万事圆满的思绪，抒发新春佳节的余兴。在古代，将全年第一个月圆的日子即正月十五称作上元，将七月十五日称作中元，将十月十五日称作下元。在上元日这天，老百姓要“作膏粥以祀门户”，迎紫姑。紫姑是传说中的蚕神，祭祀她便可“蚕桑百倍”。据各地方志记载，上元日白天，人们尽情欢乐，庆贺全年第一个月圆日的到来。城镇百姓自编自演歌舞、竞技嬉乐踏歌娱情。入夜之后，人们便在屋前房后，田头林园，插烛举火，光映夜空。俗称“照田蚕”、“逐地鼠”，希冀全年庄稼少灾害，桑蚕获丰收。相传为俗，成为上元日的特定活动。

    上元日燃灯的习俗亦随之出现。其起源得从上元燃灯之前，战国时期楚国人祭祀天神太一谈起。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在他加工整理的楚国民歌中，就有一首叫《东皇太一》，收在《九歌》之中，这首民歌描绘了民间祭祀太一神的情景。郭沫若在《屈原赋今译》中，将这首古代的民歌译成为现代诗歌：

            日子好，天上出太阳，高高兴兴，来敬太一东皇。
            你两手按着宝剑，宝剑长又长，剑鞘上，玉饰多辉煌!
            全身的佩玉，风吹得丁丁当当。
            竹席玉面光，宝石镇四方，请把香料再加上，菜也香，饭也香。
            桂花泡的酒，椒子洒的汤。
            起鼓槌打起鼓，徐徐唱歌慢慢舞。
            鼓瑟吹笙声悠扬，美貌妖娆，衣裳楚楚。
            香啊香，香满堂。
            满堂乐器会宫商。
            你高兴，我们喜洋洋。

   《东皇太一》所描写的祭祀太一神，并非偶一为之的民俗事象。我们从与屈原同时的著名诗人宋玉的《高唐赋》中，也可看到楚人祭祀太一神隆重而虔诚的情景：“有方之士，羡门、高溪、上成、郁林、公乐、聚谷，进纯牺。祷璇宝，醮诸神，礼太一。”这些都说明，早在两千二百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民间就已经盛行祭祀太一神的群体性民俗活动了。

    隋炀帝诗中写到的“法轮”、“梵声”，证明元夜灯节仍有佛教的影响。法轮是佛家法会上，除点灯笼之外，特制的一种灯轮，或称花树，灯轮即所谓法王轮，轮上挂若干盏灯彩，是法会上的主要供具。隋炀帝一反其父限制压抑观灯的做法，将元夕灯节的规模、场面以及娱乐活动发展到空前的程度。《资治通鉴·隋纪》中写道：正月十五日夜晚洛阳端门一带“戏场默默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从传承线路、节日主题、活动内容、规模形制、社会各层面的参与程度看，中国的元宵灯节在隋代已完全形成并基本定型。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鼎盛时期，经济发达，文化昌明，国力强盛。元宵灯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受到经济文化的有力驱动，得到进一步发展，唐代的史籍称灯节为“灯影之会”，自此，元宵灯节则又称“灯会”、“元宵灯会”了。唐朝的皇帝们为了显示“与民同乐”，不仅是元宵灯节、灯会的决策者、倡导者，而且是积极的参与者。不仅自己微行逛街观灯，而且允许皇亲国戚及臣僚观灯。元宵及前后各一日，正式成为国家法定的例假日，各官署都要停止办公。而且在这三夜，“敕许金吾驰禁，以看灯”，连平时执行夜禁的武装部队这三夜之中也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高枕无忧，观灯游乐了。三夜的驰禁，都市中的士民可尽情游乐，即使拥近宫城，御林军也不得干涉。唐代历朝皇帝例行于元宵之夜“御楼观灯”；以庆天下太平，以示普天同庆。宫廷、寺观、显宦府邸、富豪宅第都设山棚，搭彩楼，不惜重资，“盛造灯笼烧灯”，以斗奇争胜，大街小巷也都挂满了灯，“光明若昼”。连异邦诸国的贡品中也有珍奇的灯品，可见邻国也尽知大唐皇帝的爱好以及中原灯节的繁盛了。唐高宗鳞德二年(665年)，“(乌泾波)遗其弟祖纥多献玛瑙灯树两具、高三尺余”(《唐会要)卷99)。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初有僧婆请夜开门燃灯百千炬，三日三夜”(《旧唐书·睿宗本纪》)o

     唐代的元宵灯节、灯会中，制灯工艺更趋精美，文化内涵更为丰富，远非前代所能比拟。唐刘肃所撰《大唐新语》卷八云：“神龙之际，(即705—707年)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驰禁，物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文士皆赋诗一章，以记其事。作者数百人，惟中书侍郎苏味道、吏部员外郎郭利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为绝唱。”这正是唐代灯节的雅致之处和文化氛围之所在，元宵之夜竟有数百名诗人竞相赋诗，其规模之大，其佳作之多，前代难以项背。景云二年(711年)元宵灯会，长安安福门楼门外的灯轮高达二十丈，披饰锦绣，镶嵌金玉，点灯五万余盏，如同一株高大的灯树，光焰四射，照亮半个宫城，宫女千余人在灯轮之下载歌载舞，连续三夜，成一代盛观。唐睿宗及皇太后、皇后、太子、公主均在门楼上观赏。唐玄宗时，这位颇有才气的风流皇帝更注重灯品的精巧、灯会的排场和娱乐的多样化。据《唐会要》载：“天宝三载(744年)十一月赦：每载依旧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开坊市燃灯，永为常式。”据《广德神异录》载，每年灯节，玄宗下令“大张灯彩，自禁中至殿庭皆设蜡炬，连属不绝，洞照宫殿，荧煌如画”。在元宵灯节之后，玄宗还“张临光宴，白露转花，黄龙吐水，金凫银燕，浮光洞、攒星阁，皆灯也。”可见当时灯品之精妙，已臻美轮美奂之境地，“白露转花、黄龙吐水”的记述，证明当时已经能制作可以启动、转动、制动的灯组了。据《开元天宝遗事》载：“韩国夫人置百枝灯树，高八十尺，竖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里皆见，光明夺月色也。”“杨国忠子弟，每至上元夜，各有千炬红烛围于左右。”尤其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掌皇宫内营造杂作的尚方司工匠毛顺，巧思独运，技艺精湛，用竹竿缚以彩绸，扎成灯楼十二间，高达一百五十尺，缀悬珠玉金银，上扎各类兽形之灯，或龙凤，或虎豹，皆栩栩如生。微风徐来，金玉交响，龙腾虎跃，光彩熠熠，闻者蜂涌而至，流连忘返，无不盛赞其巧夺天工。